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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2SummitDecember 03 国标之殇：自主创新大旗下企业垂危(zz)近来难得一见的好文，"自主标准“已经日益沦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工具
孙燕飚
编者按 高科技领域的“战争”逃不过“标准”，而如何经营标准仍然是中国产业需要解决的难题。 以TD-SCDMA为首的中国标准在国际舞台上虽然取得了一席之地，但产业化的艰辛却让中国企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而相同的难题出现在手机电视领域的CMMB、数字电视领域的AVS等各类标准面前。 有投入有产出，却看不见市场在哪里的企业在中国标准面前，彷徨着，寻找生的出路。 2003年5月，无线网络技术标准WAPI成为国家标准；2006年1月，国内音、视频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准AVS成为国家标准；2006年1月20日，TD-SCDMA通信行业标准正式成为中国3G行业标准；2006年9月，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完成ABS-S直播星标准制订；2006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宣布CMMB成为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行业标准；2007年8月1日，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DTMB开始实施；2008年6月，我国第一颗电视直播星——中星9号卫星广播中采用ABS-S标准。 所有的一切信息似乎都显示，在国家号召自主创新的大旗下，这些国家标准将引导中国电子制造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让更多的中国电子制造企业走入世界500强的大门，从而最终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的话语权。 然而，《第一财经日报》近期走访多家正在从事国家标准产品开发的公司和产业联盟后了解到，虽然TD、DTMB、CMMB、AVS等国家或行业标准已经走到市场商用化的关键时刻，但这些企业因为长年投入国标而没有产出，加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等等外因，部分企业已经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是放弃国标，还是坚持？如果坚持，前景会真的很美好吗？而国家标准成功市场化的出路又在哪里？ 展讯之痛 12月中旬，位于上海张江展讯中心的上海集成电路博物馆将要正式开业了，但有一些展讯员工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了。因为就在几天前，已经有一批展讯员工含泪离开了展讯。 “我们可能要放弃一些理想，对国家标准的支持要适可而止，调整公司经营战略，增加对国际主流技术的投入。”展讯董事长兼CEO武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展讯是做GSM手机芯片发家的，为了做TD、CMMB和AVS三大国家标准，先后投入超过6亿元，至今展讯TD芯片才出货不到10万片，CMMB芯片出货不超过80万片。而展讯每个季度GSM芯片出货量在800万~900万片左右。 “由于全力做TD，自然削弱了展讯在2G芯片市场上的竞争力。此外，还耗掉了展讯近一半的血(现金)。”武平说。11月初，展讯通信公布200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展讯营收为2000万美元，同比下降48%，亏损3130万美元。而展讯手头的现金到今年6月底只有6700万美元。 据透露，展讯员工总数在800人左右，超过500名员工都从事与国际有关的项目，400多人专门做TD研发，而公司财务投入超过50%都在做TD。 “其实TD已经给中国在国际通信技术未来的话语权带来难得的机遇与位置，但至今运营商还没有出台具体的TD长期发展目标。我们也很茫然，找不到方向。”武平不愿意回忆当年的豪举和荣誉。2003年TD因为没有开发出自己的芯片，整个产业发展面临停顿，而武平则以报效国家的热情挺身而出，在2004年推出第一块TD芯片，展讯芯片也因此获得“中国芯”的称号。 在武平看来，今年最美好的日子莫过于7月，当时赶制北京奥运的TD/CMMB手机订单。“这是国家明确第一次对TD企业及运营商下达任务，并会买单。”武平透露，但奥运过后，武平收获的只有失望，因为TD手机和CMMB手机都没有人买了。“这件事情对TD和CMMB，不是促进，反倒是一个打击。”武平说。 国标之下 有伤痛的不仅仅是展讯和武平。 “我们每年投入TD研发费用都在1.2亿~1.3亿元，至今累计已接近6亿元。”刚刚从大唐移动分拆出来的联芯科技一位中层透露，原本中国移动年底要集中采购50万~60万TD手机的计划，现在也没有消息了。然而，这种因为投入国标，而造成企业生存困难的现象并不仅是TD产业链的问题。 AVS芯片厂家上海龙晶CEO梁春林透露，公司在AVS上投入了1200万美元，并制造出国内第一颗AVS芯片，然而4年来收入还不到300万美元。在目前金融危机形势下，资本方根本不愿意再与国标有任何关系，所以龙晶目前的运营状况是勉强维持。 “现在公司只有28人，原来有80多人。”梁春林透露，公司主管已经不拿工资了，希望通过减少开支度过目前的危机，“我们很担心，先做国标的都成为‘先烈’，而收获国标市场‘果实’的却是国外公司。” 从事DTMB标准的凌讯科技一位中层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凌讯在DTMB上累计投入接近7亿元，去年底出货3000万美元，状况还算不错。因为同样做DTMB芯片的复旦微纳已经倒闭，有部分企业日子也很艰难。 CMMB芯片厂家创毅CEO助理孟斐也承认，公司目前的状况不是很理想。 国标出路 “其实这已经不是标准的问题了。”TD之父、电信专家李世鹤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每个标准之后，原来产业链中的利益集团不愿意让其原有的利益受损，最终表现的结果就是，国家标准市场化步伐放慢。 李世鹤指出，目前TD不能再小步慢走了，如果按照目前TD发展状况进行，不仅会拖垮TD产业链，就连中国移动自己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因为中国联通正在计划启动WCDMA设备招标，招标范围多达200多个城市，接近7万个基站。而这一消息对正处在寒冬里的TD产业链形成重大打击。 “虽然危机重重，但转机也在此。”李世鹤表示，政府如果此时加速国家标准市场化进程，对拉动内需无疑是最好的手段，完全可以抵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我们正在给工业和信息化部写报告，希望通过宏观调控来加大对TD的扶持。因为，目前TD如果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发展，是存在很大风险的。”TD技术论坛秘书长王静也表示，TD的发展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应该尽快确定TD发展的明确时间表。 王静指出，国家大力发展TD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3G市场，而是希望TD在占领3G市场的同时，通过后续技术的升级，让中国通信领域的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增强中国通信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June 08 值得深思的“十大著名法则”您必须知道的社会生活中十二大著名法则 一、 马太效应 二、 手表定理 三、 不值得定律 四、 彼得原理 五、 零和游戏原理 六、 华盛顿合作规律 七、 酒与污水定律 八、 水桶定律 九、 蘑菇管理 十、 奥卡姆剃刀定律 十一、 二八法则 十二、 钱的问题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们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1 0锭。”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5锭。”于是国王例奖励了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发现许多马太效应的例子。朋友多的人会借助频繁的交往得到更多的朋友；缺少朋友的人会一直孤独下去。金钱方面更是如此，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一个比别人投资多1 0倍的人，收益也多10倍。 这是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善用马太效应，赢家就是你。 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则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的时候，即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的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你要做的就是选择其中较信赖的一只，尽力校准它，并以此作为你的标准，听从它的指引行事。记住尼采的话：“兄弟，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无论成败都可以心安理得。然而，困扰很多人的是：他们被“两只表”弄得无所，心身交瘁，不知自己该信仰哪一个，还有人在环境、他人的压力下，违心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道路，为此而郁郁终生，即使取得了受人瞩目的成就，也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 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手表定理所指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每个人都不能同时挑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你的行为将陷于混乱。
不值得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这个定律似乎再简单不过了，但它的重要性却时时被人们疏忘。不值得定律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保持冷嘲热讽，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小，而且即使成功，也不会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 哪些事值得做呢？一般而言，这取决于三个因素。 1、价值观。关于价值观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只有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事，我们才会满怀热情去做。 2、个性和气质。一个人如果做一份与他的个性气质完全背离的工作，他是很难做好的，如一个好交往的人成了档案员，或一个害羞者不得不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 3、现实的处境。同样一份工作，在不同的处境下去做，给我们的感受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家大公司，如果你最初做的是打杂跑腿的工作，你很可能认为是不值得的，可是，一旦你被提升为领班或部门经理，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总结一下，值得做的工作是：符合我们的价值观，适合我们的个性与气质，并能让我们看到期望。如果你的工作不具备这三个因素，你就要考虑换一个更合适的工作，并努力做好它。 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而奋斗。“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才可能激发我们的奋斗毅力，也才可以心安理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性，合理分配工作，如让成就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来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定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伦斯?彼得在对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由于习惯于对在某个等级上称职的人员进行晋升提拔，因而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彼得原理有时也被称为“向上爬”原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一名称职的教授被提升为大学校长后无法胜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被提升为主管体育的官员，而无所作为。 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组织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被推到了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平庸者出人头地，发展停滞。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个人在某一个岗位级别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员选聘机制，客观评价每一位职工的能力和水平，将职工安排到其可以胜任的岗位。不要把岗位晋升当成对职工的主要奖励方式，应建立更有效的奖励机制，更多地以加薪、休假等方式作为奖励手段。有时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其无法很好发挥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职工的奖励，反而使职工无法很好发挥才能，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对个人而言，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期待着不停地升职，但不要将往上爬作为自己的惟一动力。与其在一个无法完全胜任的岗位勉力支撑、无所适从，还不如找一个自己能游刃有余的岗位好好发挥自己的专长。 五、零和游戏原理 当你看到两位对弈者时，你就可以说他们正在玩“零和游戏”。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有一个赢，一个输，如果我们把获胜计算为得1 分，而输棋为-1分，那么，这两人得分之和就是：1 (-1)=0。 这正是“零和游戏”的基本内容：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是零。 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似乎无不验证了世界正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游戏”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财富、资源、机遇都是有限的，个别人、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财富的增加必然意味着对其他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掠夺，这是一个“邪恶进化论”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但20世纪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全球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之后，“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要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在合作中不要耍小聪明，不要总想占别人的小便宜，要遵守游戏规则，否则“双赢”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多少有点类似于我们“三个和尚”的故事。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人与人的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 ，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就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的动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最直观的反映就是，目前的大多数管理制度和行业都是致力于减少人力的无谓消耗，而非利用组织提高人的效能。换言之，不妨说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到最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2 1世纪将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真诚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学习合作。 邦尼人力定律：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六十个人一秒种却挖不了一个洞。 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也是一个问题。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如果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几乎在任何组织里，都存在几个难弄的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他们到处搬弄是非，传播流言、破坏组织内部的和谐。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果你不及时处理，它会迅速传染，把果箱里其它苹果也弄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人无德无才者能很快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它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比建设容易。一个能工巧匠花费时日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一秒钟就能毁坏掉。如果拥有再多的能工巧匠，也不会有多少像样的工作成果。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你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水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决定了整个组织的水平。 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质部分往往又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 “水桶定律”与“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而“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它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如果你在一个组织中，你应该： 1、确保你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2、避免或减少这一薄弱环节对你成功的影响； 3、如果不幸，你正处在这一环节中，你还可以采取有效的方法改进，或者转职去谋另一份工作。
蘑菇管理是许多组织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的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一段“蘑菇”的经历，但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尤其是当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候，当上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而对一个组织而言，一般地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蘑菇”的经历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就像蚕茧，是羽化前必须经历的一步。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中的这一段，从中尽可能吸取经验，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如果你认为只有焦头烂额、忙忙碌碌地工作才可能取得成功，那么，你错了。 事情总是朝着复杂的方向发展，复杂会造成浪费，而效能则来自于单纯。在你做过的事情中可能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真正有效的活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它们通常隐含于繁杂的事物中。找到关键的部分，去掉多余的活动，成功并不那么复杂。 奥卡姆剃刀：如无发要，勿增实体。 12世纪，英国奥卡姆的威廉对无休无止的关于“共相”、“本质”之类的争吵感到厌倦，主张唯名论，只承认确实存在的东西，认为那些空洞无物的普遍性要领都是无用的累赘，应当被无情地“剃除”。他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就是常说的“奥卡姆剃刀”。这把剃刀曾使很多人感到威胁，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威廉本人也受到伤害。然而，这并未损害这把刀的锋利，相反，经过数百年越来越快，并早已超越了原来狭窄的领域而具有广泛的、丰富的、深刻的意义。 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企业管理中可进一步深化为简单与复杂定律：把事情变复杂很简单，把事情变简单很复杂。这个定律要求，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把握事情的主要实质，把握主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尤其要顺应自然，不要把事情人为地复杂化，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你所完成的工作里80%的成果，来自于你20%的付出；而80%的付出，只换来20%的成果
当某人告诉你：“不是钱，而是原则问题”时，十有八九就是钱的问题。 照一般的说法，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财富的贮藏。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也撇开了爱钱的心理不谈。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心力”，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关于金钱的本质、作用和功过，从古到今，人们已经留下了无数精辟深刻的格言和妙语。我们常会看到，人们为钱而兴奋，努力赚钱，用财富的画面挑逗自己。金钱对世界的秩序以及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广泛的，这种影响有时是潜在的，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作用如此巨大，然而奇妙的是：它完全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致富的驱动力并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动物生活中也找不到任何相同的现象。它不能顺应基本的目标，不能满足根本的需求- --的确，“致富”的定义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个看起来漫无目标的驱动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超过其他原因。 June 06 高管曝光高通发家内幕一个没有business Intergrity的公司注定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 雷鸣告诉你鲜为人知的内幕 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雷 鸣(供《IT时代周刊》专稿) 编者按： 热闹了多年，也翻炒了多年，但中国的3G进程到现在仍处于一片迷茫当中。是谁卡住了中国3G进程的脖子？ 毫无疑问，部分跨国公司设置的高昂专利费是阻碍中国3G步伐前进的一块巨石。 2005年4月23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参加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公开表示，跨国公司收取过高3G专利费这一行为导致3G进程缓慢，并呼吁这些跨国公司降低专利费用。 奚国华副部长的一席话成为“3G专利谈判受阻”事件的最好注解。据悉，在这场关于WCDMA的专利费谈判过程中，高通公司在其他专利拥有者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同意降低专利费的情况下，谈判最终因高通公司的拒绝接受而搁浅。 作为世界最大的通讯市场，中国通讯业的每一步进展都充满着坎坷；作为世界知名的通讯公司，高通公司已演变成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其拥有的1400多项专利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这家出售知识产权的公司真的是阻拦中国3G进程的巨石吗？也许，从另一侧面观察，更能了解高通的真实面目。 雷鸣先生是高通公司大中华区前总裁，他见证了高通的成长，更熟悉高通的一切事务。 到底谁是卡住中国3G脖子的幕后主角？现在，经过雷鸣先生的观察和反思，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终于曝光在读者的面前。 相信看完此文披露的诸多内幕，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高通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圣地亚哥，迎面而至的一堵厚厚的墙上，镶嵌着高通所持有的CDMA的1400多项专利，高通的一切都聚积在这里：财富、地位、声名……资本惟一的本性就是攫取高额利润，高通深谙此道。然而，高通掌握的知识产权，及其垄断性的公司文化，使高通成为CDMA在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第一章：高通靠“三桶金”打开市场大门 20年前，还没有高通。 加州大学教授、高通的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曾经开了一家公司。老雅各布卖掉这个公司后，几乎准备在圣地亚哥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了。 若真是这样，今天的高通也就不复存在。 第一桶金：老雅各布要来20万美元 高通公司在1985年成立。老雅各布和大学教授维多比等成立了有7个创始人的高通公司，最初是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坟场旁租了一间小房子，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老雅各布和维多比在业绩上非常突出，两个人都是教授，都有自己的发明，尤其是维多比，当时的一种编码方法在通讯业界很知名。 1987年，老雅各布到处找合同，他带着3个人来到劳拉太空公司(前福特太空公司)，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给了劳拉公司一个50万美元的合同，用作发明一个利用卫星资源通讯的设计。劳拉公司当时需要寻找一种技术，经过缜密的研究后决定用CDMA技术，但当时有3家CDMA厂商，除了高通还有两家，一家在加州，一家在纽约。我——雷鸣当时是劳拉公司的技术总监，研究了3家公司后，我觉得高通的技术还不错，便把高通放在首选，最后把其中一项20万美元的合同分包给老雅各布。 对于刚刚起步的高通来说，这20万美元的合同无异于高通掘得的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李建业博士救了高通 高通的第二桶金来自一位美籍华人——李建业博士。高通的第二桶金可能是高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桶金。 1989年2月，老雅各布、维多比一行10人走访当时在旧金山太平洋电话公司(现沃达丰公司一部分)做首席科学家的李建业博士。向李博士提出一些有关CDMA发展的建议。当时，商用CDMA技术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技术方案。 李建业早在1985年便取得CDMA的两项专利，是CDMA专家。李博士向老雅各布指出要实现CDMA商用化，首先要把CDMA用在移动电话上，要解决“功率控制”问题。 1989年4月，高通再访李博士，并称已找到解决“功率控制”的技术方案，并要求太平洋电话公司给他们一个2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进一步研究CDMA商用。 李建业对高通说，在纸上研究CDMA技术，对太平洋电话公司没什么用，如果高通能在6个月内演示其CDMA功率控制技术，太平洋电话公司愿支付高通100万美元。 这100万美元，无疑是高通公司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桶金，因为高通不但取得这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争取到太平洋电话公司(当时美国西部最大的运营商)对CDMA的认可。 当时的高通，如果没有太平洋电话公司的认同与支持，其CDMA方案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之一。因为当时美国的TDMA已被业界投票接受为美国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更重要的是，李建业博士正是美国主持第二代移动通讯标准小组的组长。没有李博士及太平洋电话公司的支持，CDMA不可能被作为第二代移动通讯的标准。 15年后，事过境迁，高通成为CDMA生态圈里的巨鳄。 第三桶金：韩国救了CDMA一命 高通的第三桶金实际上是一座金山，是一个国家——韩国。知道内幕的人都说：“高通发明了CDMA，却是韩国救了CDMA一命。” 虽然高通最喜欢用韩国的CDMA做样板，说高通救了韩国。但知道CDMA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初，要是没有韩国政府全力投入CDMA，CDMA可能就夭折了。 1994年，摩托罗拉在香港建立起全球第一个CDMA网，但效果和服务质量都太差，全球其他运营商对CDMA失去信心，设备厂商也对CDMA技术半信半疑。由于老雅各布本身在中国市场战略上的错误，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推广GSM而不是CDMA。GSM在中国迅速发展。到1997年时，以每月增加一百万GSM用户的速度增长。 CDMA由李建业博士在1990年介绍到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并于1990年11月，高通和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签署有关CDMA技术转移协定。1993年韩国政府宣布CDMA为其惟一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并全力投入CDMA设备及手机的本土化，全力支持韩国厂商三星、LG、现代等投入CDMA技术的商用化及进一步发展。1996年11月，韩国的CDMA用户达到1百万，第一次向市场证明CDMA正式商用的可能性，让美国一些运营商及设备厂商对CDMA技术开始恢复信心，也让韩国厂商在CDMA市场上初露头角。 按常理，韩国应该对高通十分感激，但韩国通信界人士中，上至政府部长，下至企业员工，却没有人对高通表示感激，反而众口一词地说高通“忘恩负义”。 这是为什么？据了解，高通在1990年和韩国签约后，答应提供给韩国厂家最优惠的条件，但韩国人却发现高通为了其利益，常常以比韩国更优惠的条件提供给其他厂商，而且又规定了非常严密的保密协定。因此，虽然韩国厂商明知高通背信忘义，但由于不知道别人的商业协议细节，也拿高通没有办法。 此外，高通在和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签约时，答应把每年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但后来高通却不认账，韩国政府和电子通信研究院一气之下，把高通告上法庭，最后裁决高通必须履行合约，必须与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分享收益。 有了合约还要毁约，完全暴露出高通公司的不诚信，也怪不得韩国人说高通：“讨厌，忘恩负义”。 去年韩国政府在选择无线平台接口标准时坚持指定WIPI作为单一的国家(WIPI是一种韩国国产开放源码的技术)，而否决高通的BREW，并要求高通开发一个适用于WIPI的产品。从这一行动，也可以看出韩国上下对摆脱高通垄断的决心。 这也算是因果报应吧。 第二章： 高通三失中国市场的幕后秘密 可以说，在高通CDMA中国发展的历史中，有过几次机会，高通只要抓住一次，就足以改变世界，但是在知悉内情的人看来，高通因为与人打交道不够“诚信”，致使每次都失掉了机会。 比如：当初中国邮电部对CDMA非常感兴趣，甚至已经决定中国要全网上CDMA，但最后却是GSM成为二代通信标准，由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通信格局，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再比如：当年高通抛下邮电部私下与辽宁省达成协议，这是为什么？还有，高通CDMA的两个强劲对手TD-SCDMA和LAS-CDMA的产生是不是和高通有关…… 在CDMA发展的很多关键时刻，重重内幕因为当事人的闭口不提而蒙上历史尘埃。但在今天，这一个个不解之谜在知情者的透露下，正在浮出水面。 毁约日庆公司 高通失掉第一个机会 高通想进中国开拓市场，谁都很清楚，但为什么高通总是不能如愿呢？ 从90年代初开始，高通就一直想进中国，但它每次进中国都会受到挫折。对此现象，老雅各布总是把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说是中国政府不让他进来，最后向美国政府求援，向美国参议员说中国政府不让CDMA进中国。在他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听信了高通的说辞，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一定要让CDMA进来。 但美国政府不知道，其实责任并不在中国政府，而是高通自己毁掉了一个又一个把CDMA引入中国的机会。 实际上政府从90年代初，就很想引进CDMA。只是高通本身一次又一次地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做事的方法，把几个历史性的机遇都丢掉了。 高通CDMA进入中国的早期情况，知悉情况最深的是一个叫日庆的公司，它是当时负责高通在中国一切业务的公司。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日庆公司的存在，但在当时，日庆公司对高通CDMA进入中国所起的关键作用谁也无法抹杀。 日庆公司是一家韩国公司，当时在香港和韩国都很活跃，是一个完全做电信业务的公司。它曾经代理阿尔卡特光纤、代理程控交换机、代理韩国的很多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日庆公司的负责人叫金昊墉，是一位韩国人。另一个在中国至关重要的负责人是陆雁。 日庆公司在香港、北京、汉城都有办事处。那个时候韩国的CDMA刚刚开始，金昊墉觉得CDMA不错，就想把这个技术介绍到中国来，高通就请他和陆雁做顾问，和他们签订合作协议。约定CDMA引入中国后跟他们分成；并答应日庆，把CDMA引入中国后，由日庆独家代理高通4年。 金昊墉和陆雁开始花钱运作，从1991年到1992年，在中国到处开研讨会。第一次把CDMA介绍进了中国。 这时，邮电部(信息产业部前身)对CDMA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组织了很多研讨会。当时中国还是模拟手机，GSM在中国也并没有发展，实际上邮电部内部已经决定：要全网上CDMA。 知悉这个消息后，日庆公司花了很大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大约在1993年年中，金昊墉和陆雁陪同中国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及邮电部代表团到韩国及美国考察CDMA。他们的行程如下： 1993年7月5日，代表团抵南韩与政府部门会谈； 7月9日，代表团抵美国旧金山并参观劳拉太空公司； 7月12日，抵美国圣地亚哥与高通签合作备忘录； 7月18日，抵华盛顿与美国FCC会谈； 7月18日，美国宣布CDMA IS-95为第二代数据移动通讯标准之一。 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访问高通公司的时候，来到了老雅各布的家里，在他家里签下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中国全网上CDMA……高通本来在那个时候就快成功了。 但是当朱高峰副部长访问美国以后，老雅各布就觉得不再需要这两个顾问了，就毁约，根本不承认日庆公司有4年的独家代理权。老雅各布把这层关系砍掉后，CDMA在中国的进程就慢下来了。 在这竞争的节骨眼上——联通公司出来了。1995年，联通宣布用GSM做第二代技术标准，很快邮电部也宣布采用GSM标准。 关于邮电部为何会上GSM，比较多的说法是：联通既然已经上了移动电话，邮电部已经等不及当时还不够成熟的CDMA。但其实两个技术的成熟度不会相差6个月，GSM是比较成熟一点，联通上GSM的理由主要是因为GSM当时有6、7个公司供应设备，而CDMA只有摩托罗拉有设备(当时高通还没有开始生产设备和手机)，说邮电部等不及CDMA，但是为什么等不及呢？如果当时和邮电部的关系好，6个月还是可以等的。 毁约日庆公司后,高通第一个历史性机会就丢掉了。 高通背信邮电部 失去第二个机会 中国政府当时虽然上了GSM网络，但也没有放弃CDMA。 1995年，又一个机会来到高通的面前。当时，邮电部与高通谈判，希望合作发展CDMA，已经具体到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地步。据了解，当时拟建的合资公司架构是这样的：506厂(现在的首信)持股40%，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持股9%，高通公司持股51%，高通公司获准在中国建5个实验网。 据了解，当时中国方面主谈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周寰。周寰是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双方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这时高通却突然提出一个“第3方专利纠纷”的问题，说CDMA核心技术中由于涉及其他公司的产权问题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应由合资公司承担，因而赔付应由合资双方承担，而中方则坚持应由高通公司单独承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 这时，高通竟然暗渡陈仓，私下里瞒着邮电部和辽宁省签定了一个协议：准备和辽宁合资生产CDMA设备。 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高通，立马尝到了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后果，邮电部当即中断了和高通的一切谈判。邮电部要求高通道歉，但老雅各布却不肯道歉。 与高通中断合作后，506厂和诺基亚成立了合资厂，生产GSM手机，也就是现在的首信诺基亚。诺基亚在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高通自毁了到手的机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这件事情对周寰的触动应该很大，他后来担任大唐电信的董事长，一直坚持研发TD-SCDMA，可见与这件事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他他觉得中国一定要做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 不过，这一次高通没想到的是，它不但毁了一个已经到手的绝好机会，还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高通过河拆桥 失去第三个机会 1997年，中国决定用长城网发展CDMA，这意味着高通还有机会。 果然，1998年，高通的机会又来了。然而事情演变的结果，是高通毁掉了这第3次到手的机会，原因还是因为高通“过桥拆板”。 这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现在的方正连宇董事长、原沃达丰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李建业。应该看到，李建业博士是高通的大恩人，虽然现在高通并不提他。 1989年2月的时候，高通还只是一家小公司，雅各布和副董事长维多比去拜访李建业博士，希望能获得一个20万美金的合同以研制和发展CDMA——为了一个20万美元的合同老雅各布亲自出马，可以想象当时高通是多么的弱小。 李建业很爽快，他列出了几个问题。告诉高通：“要是能解决这几个问题，我就给你100万”。高通拿着这几个问题回去彻夜攻关，6个月后解决了这几个问题。这100万美元不仅是资金支持，更重要是它代表着一个运营商的肯定，马上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另外高通的第一个测试网，就是在洛杉矶沃达丰的网上做的测试。不仅如此，李建业还在很多标准组织里为CDMA打拼。所以李博士从头到尾，对高通的帮助非常大。而且，李建业把CDMA引入中国也不遗余力。1992年，他来到中国大力推介CDMA。 1998年，高通的第3个机会到来了。李建业和高通的副董事长维多比来到中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协议。在协议中，高通答应不收入门费，不收提成费，换中国3个省上CDMA——随便他选3个省。 高通拿了这个协议以后，就回去透露给了媒体。结果高通股票大增，升了以后呢，高通毁约了。当时他们可能又觉得3个省太少，想多要几个省，但为什么在股票大升之后毁约？结果是一个省也没有。 这样一来，维多比很没有面子，李建业在这个事情当中做了很多工作，却是这样的结果，也很没有面子。后来，李建业和北邮的教授李道本合作，成立了连宇公司。连宇发展的LAS-CDMA被认为是完全跨过了高通的专利。 而高通首席科学家，被誉为“CDMA之父”的维多比，也在2000年离开了高通。 第三章： 老雅各布的两个“黑箱” 老雅各布有两个“黑箱子”：一个是技术上的黑箱子；一个是对付合作伙伴及对付当时高通内部合伙人的黑箱子。 技术上的黑箱子让高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及CDMA的发展中牟取暴利，对付合作伙伴的黑箱子使高通能利用合作伙伴的资金发展自己的技术，最后吃掉合伙人。 老雅各布也用这个黑箱子，把同打天下的老战友一个又一个地逼出高通，又把CEO的位置交给儿子保罗·雅各布，正式建立高通雅各布王朝。和高通合作的公司，或为雅各布家族工作的人，都要小心这两个黑箱子，就像西游记里的魔瓶一样，只要你一回答它的问话，便会被吸进魔瓶化成脓水。 老雅各布黑箱的由来 “雅各布的黑箱”，源自于高通在90年代中为全球星系统设计的一套设备。在90年代初，地面移动通信包括GSM、CDMA及PHS。在全球星系统设计中，很多跨国公司和集团也提出用低轨道卫星作全球覆盖，提供全球性卫星手机移动通信服务。其中包括摩托罗拉提出的“铱星”计划，以及当时劳拉公司提出的“全球星”计划。 在全球星计划中，劳拉公司根据我的建议，采用48颗低轨道小卫星覆盖全球，由劳拉负责卫星的生产、发射，由高通负责地面站及手机的开发生产。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全球星必须和当时的两大技术标准：GSM及CDMA兼容，才能真正实现“全球通”。当时全球星提出了高通在地面站和手机的设计中须将GSM及CDMA兼容的要求，老雅各布一口答应，并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箱子的图，称为“标准转换器”。说是可以由这个箱子，把GSM和CDMA的标准互转。 在老雅各布的说辞下，全球星的管理层真的以为高通有这样的技术，可以使GSM与CDMA兼容，便给了高通一个2亿3千万美元的合约。结果数年后，不但“雅各布的黑箱”没有做出来，而整个合同的费用也上涨到10亿美元。高通用全球星的钱来发展自己的CDMA技术，把全球星在财务上搞得很头痛。有一次，高通的一位副总裁口吐真言，在一次高通高层人员内部会议上宣布全球星是冤大头，他说：“我全身穿的，包括我的内衣，都是用全球星的钱买的。高通发展的交换机、手机也是用全球星的钱发展出来的。但是全球星却让高通拥有所有的知识产权，这实在是太好了。” 全球星的人把高通这种损害合作伙伴利益而谋求私利的黑箱作业叫做“老雅各布的黑箱”。 技术专利黑箱 垄断CDMA专利 老雅各布的技术黑箱，其中有三道鬼门关，以维持其垄断CDMA专利： 1. 鱼目混珠，明修标准，暗渡专利； 2. 大量申请垃圾专利，用垃圾专利保证其核心专利； 3. 以严密的保密协议及霸王条款，形成不平等条约，让吃其苦头者有苦说不出。 在通信行业，设立标准的原意是让不同设备厂商生产的通信设备可以互联互通。在8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的电信运营商不是国有便是双寡头垄断。当世界各地推行电信运营自由化时，一些国有或垄断性的运营商便用所谓标准来阻碍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所以有些国家的电信监管部门，便提出“开放性标准”，要求电信标准向所有厂商所有运营商开放，只要合符标准，便可以入公网，真正做到互联互通。 90年代初，第二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大部分厂商的注意力都放在欧洲的GSM标准及美国的TDMA标准上。很少人注意到高通提出来的CDMA标准。欧洲的GSM标准因为由欧洲及设备商共同提出，所有的知识产权共享，所以大部分的发明，专利都是开放性的。但当高通在明里提出CDMA标准时，实际上把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CDMA技术藏在高通提出的标准里。使其提出来的标准，非用高通的专利不可，否则就不能实现，这种以某公司的知识产权，打着“标准”的幌子，而垄断某一标准的情况，本来不应该在国际性的标准制定小组发生，因为别的厂商，由于本身利益，也会极力反对。但当时欧洲及美国的二代标准成员，注意力都放在GSM及TDMA上，反而让高通钻了一个空子。 老雅各布在2G标准得手后，在他们技术黑箱里常制造一些莫须有的标准，并到全球各地推行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这些标准引诱制造商、运营商进入他的黑箱，以收取高额的入门费和提成费。 老雅各布的第二招，就是制造大量的“垃圾专利”或“旁门专利”以保证其核心专利。高通号称持有1400多项有关CDMA的专利，实际上有多少专利真的用在CDMA上，也只有高通自己知道。 当有竞争者向高通挑战时，高通庞大的律师团和专利工程师便会详细地研究对方所有的知识产权及专利。当发现对方的专利和高通某些专利有一点雷同或者只有一点类似的可能时，高通便会提出律师诉讼，用法律的手段或是拖延时间的手段，以及高通本身的财力人力资源来扼杀一些较弱小公司的新技术， 让别的一些弱小公司不敢在CDMA上发展新技术，以达到巩固高通在CDMA垄断地位的目的。 但老雅各布这一招只能对付一些中小型公司，但对一些相当有实力的公司或对一些国家，特别是当这些国家对高通CDMA的垄断及其获取的巨利都有一定看法时，老雅各布的这一招就不灵光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高通的用心。2003年的时候，高通获悉德州仪器准备量产CDMA芯片时，便用一些莫须有的理由，向法院状告德州仪器，但德州仪器以其实力，不甘示弱，也同时在法庭上反告高通，结果法庭宣告德州仪器胜。 韩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高通在CDMA上的垄断会危害韩国的国家利益，很早就有充分准备，用国家政策，用国家资源来制止高通技术在韩国的垄断。 ●当高通赖账，不肯把其在韩国收取专利费的20%交给韩国电子发展研究院时，韩国政府敢把高通告到国际法庭，而且告赢。 ●韩国政府在发3G牌时，硬性发2张WCDMA牌，不让高通的CDMA2000垄断韩国。 ●韩国政府在选择天线平台接口的标准(WIPI)时，顶住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否决高通的BREW。 可见，当一个国家充分认识到高通的垄断特性及其对国家利益的损害时，便会用国家的政策、资源来制止高通的垄断。 老雅各布技术黑箱里的第3招就是所谓的“保密协议”及“霸王条款”。“保密协议”让被害人有苦说不出，明明知道高通收取的入门费、提成费不合理，也不敢明讲。高通的手机提成费是按照手机“销售价”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即使手机只有一部分用了高通的芯片，其他的零部件，比如按键、机盒、荧光屏等与高通的CDMA技术毫无关系，但高通的霸王条款硬性规定要按手机的“销售价”提取，就算你的手机上有一颗钻石，高通也要抽整机“销售价”的百分比，怪不得韩国厂商对高通满腹怨气：“芯片加提成，一半的利润都给高通拿走了”。 老雅各布清除异己 把高通变成雅各布王朝 老雅各布的第二个黑箱比第一个黑箱更厉害。他的第一个黑箱是对付外人的，而第二个黑箱则是对付高通里面的人，特别是和他一同创业打拼过的战友。 高通在1987年成立的时候有7个创始人，创业不久便都把家人带进高通。老雅各布把自己的两个儿子，维多比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带进来，其他创始人及公司的管理层都用人惟亲，大量把自己的亲戚带进公司，一方面可以让亲戚们享受高通的薪水，又可以让他们拿到高通的股权，可以发些小财。但这些皇亲国戚大量进入高通，造成了高通领导层严重的派系和内部斗争。 老雅各布的两个儿子，在高中毕业后便以兼职的身份被父亲带入高通，大学毕业后便正式进入高通领导层，这两位太子，没有在美国工业界的任何经验，大学毕业后便被父亲带入高通领导层，引起其他高通创始人的不满。 老雅各布的儿子保罗，在加州大学拿到电机博士后，便带了一大批在加州大学的朋友，回到高通主持CDMA手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但保罗能力有限，开发出来的手机不但外形丑陋，性能也不好，卖不出去。高通在CDMA手机上亏了大钱，但因为保罗是老雅各布儿子，没人敢讲话，最后只好把手机部出卖。太子犯了错误，自然有其他人为他擦屁股。四儿子杰夫负责投资，在互联网泡沫时用高通的钱投资了不少公司，结果泡沫一破，损失惨重。但在公司里有老雅各布保护，杰夫还是步步高升。 老雅各布一心扶太子，建立所谓的太子党，更引起其他高通元老的不满。其中最明显的是高通总裁索比斯。索比斯主管高通的芯片部，芯片部的收入占高通总收入的70%以上，而且利润特别高。整个芯片部由索比斯创立。芯片部(又称CDMA技术部)里面都是索比斯的人马，形成所谓的“总裁派”。“总裁派”与“太子派”势不两立。最令人惊讶的是索比斯和三太子拒绝互相对话，像仇敌一样。 2000年，中国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及代表团访高通。到达美国后，代表团邀请高通各高层在圣地亚哥海湾游船河。当索比斯接到邀请时，他的第一句话是：“保罗会不会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保罗接到邀请的第一句话也是：“索比斯去不去？如果他去，我就不去。”令组织活动的人左右为难，结果索比斯同意参加活动，但要求高通的首席律师在场。 为什么高通的总裁要律师在场，才肯与保罗一同参加一次普通的社交活动，让人费解。但透露出的内部原因是可能在那时两派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你死我活的地步，索比斯才要求律师在场。 这些事情，老雅各布都看在眼里，展开他的第二个黑箱操作，一步步地清除高通内部的其他派别，削藩扶正太子。 高通创始人之一的索马斯，为高通拿下韩国市场立了汗马功劳。在90年代中后期，便被挤出权力中心，老雅各布迫使他离开高通成立“下一波”(NextWave)公司；高通另一创始人怀特，也在90年代后期被老雅各布排挤，只好离开高通成立飞跃(LeapWireless)无线公司；高通的副董事长，也是创始人之一的维多比，也因在中国问题上被老雅各布暗算后，只好在2000年退休，离开高通。 老雅各布对媒体称维多比为“CDMA之父”最为恼火。有一次老雅各布发送了一份电邮给高通管理层，大骂媒体称前高通副董事长及首席科学家维多比为“CDMA之父”。自此以后，公司内部不敢提维多比的名字。雅各布把CDMA的发展变成为他一人的功劳。 老雅各布黑箱最厉害的地方是利用人人想做老板的弱点，以高通参加投资为利诱，把一些高通内部不服“太子派”的元老引出高通，便一脚踢走，让“太子派”把地盘抢过来。其中最精彩的例子就是老雅各布从索比斯手中把高通芯片部夺过来，其复杂的手段和过程不亚于清初皇帝立藩、削藩的章回小说。 90年代中，高通自己生产CDMA手机和基站，手机部由三儿子保罗负责，结果手机部和基站部都亏了大钱，最后只好把手机部卖给日本京瓷，把基站部卖给爱立信。在当时，只有芯片部赚钱，芯片部由当时的总裁索比斯及其“总裁派”控制，索比斯和“总裁派”看不起只会赔钱的保罗和“太子派”，拒绝和“太子派”对话，决不让“太子派”插手芯片部的工作。当时“太子派”处于劣势，身为董事长和CEO的老雅各布也没有办法。 在2000年，老雅各布对外宣布，高通将一分为二：一为高通，由老雅各布掌权，负责技术发展和知识产权等；另一公司为CDMA技术公司，由索比斯任董事长和CEO，负责芯片的生产销售。当时老雅各布煞有介事，准备各种新闻稿，正式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报备，向资本市场作各种解释，并在公司内部进行“分家”准备工作。索比斯和他的“总裁派”更是兴高采烈，不但正式在圣地亚哥附近另找厂房，更积极筹备CDMA技术公司单独上市，准备在资本市场上圈更多的钱。 这种一分为二的内部分家，给高通的员工带来很大的困扰。当时高通在中国，只能成立两个公司，两个公司虽然在同一层楼，但要走不同的门。老雅各布要求每个员工都要表态，到底站在“总裁派”还是“太子派”。两派各有自己的营销、公关策略，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令当时高通的员工特别是管理层的人左右为难。 索比斯和“总裁派”完全相信了老雅各布，把全部精力放在分家、上市上，而忽略了老雅各布的布局。 这时，老雅各布为给儿子和“太子派”争取更多时间，一方面让董事会及股东渐渐忘记太子的无能并赔了大钱的事实，另一方面制造机会让三太子保罗主持BREW的工作，到处吹嘘BREW是第3代移动通信的关键技术，让儿子保罗能在资本市场及股市上充分曝光，为三太子保罗接班造势，不惜花大钱在全球搞BREW活动。同时，分家的事也一拖再拖，让CDMA技术公司单独上市的机会越来越小。当“太子派”的势力到达一定程度时，老雅各布在董事会突然发难，宣布终止分家，把索比斯赶出总裁宝座，把“总裁派”中的一些大将赶出高通。另把“太子派”的人引入芯片部。索比斯及其“总裁派”全面失败。 老雅各布的第二个黑箱在高通内部充分体现了厉害。高通内部及曾与高通打过交道的人，曾这样讥讽评价老雅各布：他貌似学者，其实城府很深，并且精于算计，你和他握手后，一定要仔细数数剩下几根手指。索比斯和“总裁派”太天真了，芯片部创造的收入占整个高通公司总收入的70%以上，老雅各布这样深谋远虑，怎么会把一块肥肉分出去，让别人受益？索比斯到底还是被老雅各布的黑箱暗算了。 2005年年初，老雅各布正式完成在高通清除异己的工作，把CEO大权交给保罗，正式把7个创始人建立的高通公司变成雅各布小王朝。 然而，到底这个雅各布王朝可以维持多久，两个太子能把高通大业发展到哪里去，就很难说了。 May 29 管理咨询公司名录
May 28 老文一篇，投资银行的职业背景投资银行帮助企业和政府发行证券,帮助投资者购买证券,管理金融资产,进行证券交易,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处于领先地位的投资银行包括Merrill Lynch（美林）, Salomon Smith Barney,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摩根·斯坦利） 和Goldman Sachs（高盛）。这些投行公司在庞大的市场中运作。.其他的一些投资银行只在一个地区营业，或处于中等规模的市场中。(如 Piper Jaffray)。还有一些规模小的专业公司被成为“精品店”。它们很可能只侧重于股票交易，并购咨询，技术分析或项目交易。这些公司对某种证券有深刻的了解。公司内部由不同的部门组成。在大多数的公司中，证券持有者进行交易，证券发行者（公司和政府）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May 27 知识产权问题越来越关键了
专利地雷密布，半导体产业硝烟弥漫 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任何一家中国IC设计公司的名字，几乎可以肯定的结果是，你会发现其充满诱惑力的招聘广告和关于美好未来的种种假设。相反的是，对于他们的西方同行来说，急需的不是营销高手和技术天才，而是一流的律师，因为后者的市场竞争发生在法庭上。
大投行中国指南2004中国企业今年可望通过海外上市融资超过150亿美元，投资银行从中可获得约4.5亿美元的收入，加之并购交易持续活跃，对于国际投行而言，中国市场仍将是亚洲最大的机遇所在。 随着欧资投行的中国业务迅猛发展，美资投行在中国的优势已被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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